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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与治理

    发表时间:2019-09-06 信息来源:www.pibcuiaba.com 浏览次数:841

     

    我自己来自农村,一直非常关心农村。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南方的浙江,广东和广西农村地区调查和调查农村贫困问题。今天我想从基层治理和扶贫的角度谈谈农村贫困问题

    01

    减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展了全国性的扶贫运动,即精准扶贫。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其他政府可以在其他国家这样做。虽然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认识到减轻贫困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做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精准的扶贫运动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但是,我个人认为,减轻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特别是对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治理体系的问题。农村贫困也表明缺乏国家治理能力,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任何国家都不容易摆脱贫困并利用这一制度来保证他们不会重返贫困状态。扶贫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扶贫是非常必要的。从微观上看,现在扶贫并不是那么有效。或者,按照我们的预期衡量,减贫并不够好。例如,有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我认为需要结合减贫的方法和系统。如果不建立农村治理体系,就很难实现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今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我认为这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普遍的,主要是指全球化进程。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全球化与中国的基层贫困直接相关。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全球化导致了农村地区的贫困。全球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主要是全球化已经在农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之间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以前就不存在了。全球化将农村的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直接与世界联系起来。

    02

    全球化与农村贫困

    就中国而言,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每年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3000多万农民工。这些移民工人将他们最便宜的劳动力投入全球化进程。中国早期的血汗工厂都与全球化有关。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农村的廉价土地。诚然,今天的制造业也有一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华为,但在早期,它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势。

    当这些农民离开家乡到珠江三角洲工作时,他们真的能感受到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农民。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家外工作并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虽然他们赚了一些钱,但没有制度基础来确保他们完全摆脱贫困。中国的城乡双重户口制度尚未彻底改革。很多人在珠江三角洲工作了十多年。一旦他们失去工作,他们很可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无论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还是返回家乡的农民工,许多人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一旦他们失去工作,他们将再次陷入贫困。或者,他们没有任何制度保障。

    当然,全球化导致农村贫困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中产阶级超过70%,其余50%尚未提供。这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多年来,每个人都在关注如何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但忘记了小城镇并忘记了这个国家。这也是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中产阶级缩水了,甚至一些中产阶级也变穷了。

    在这方面,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实践值得关注,尽管人们不同意他在价值方面的做法。例如,他重新开放了一些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之前因环境问题和煤矿等气候问题而被关闭。这些公司都在小城镇,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忽视,导致相对贫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类似。

    03

    农村改革的失败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失败。中国的农村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有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贫困农民是20世纪80年代最多的农民。 20世纪80年代,我也在农村,见证了两波改革,即第一波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和第二波乡镇企业。为什么当时的农村改革非常有效?这两波改革促进了农民财富的积累。换句话说,这两项农村改革是“累积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重大改革。除了政府取消农业税和向农村转移福利外,农村地区本身并没有太大变化。就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创造了一个描述今天农村贫困的概念,我称之为“流出的衰落”。所谓的“流出消退”意味着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只是单向流出,没有流入。每次去乡下,我都很情绪化:一旦农民富裕,他们就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即使这些富裕的农民有时在该国重建房屋,这也不是一个长期的据点。当农村没有工作时,年轻人就会流出来。目前,中国农村的生产要素是单方面流出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受到制度的限制,而农村地区对人才没有任何吸引力。

    政府确实在农村投资,例如取消农业税,但农村地区本身基本没有投入。事实上,资源总是从贫穷的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包括人,钱和物。对于不想住在城市的农民!谁不想把他们的后代送到这个城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农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最近考虑了如何在中国进行城市化的问题,因为这与农村建设非常相关。如果城市化进展不顺利,农村建设将无法顺利进行。我正在考虑如何创建一个资源分布式的城市化,而不是无休止地将所有高质量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今天的扶贫,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政府对农村的投资,或者通过以扶贫的形式重新分配财富。这种再分配可以通过行政方式或通过征税来完成。

    扶贫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治理农村,避免传统革命或反叛的经济基础。传统上,中国人不会轻易反叛。只要他们能活下去,人民就不会反抗。然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反抗,每个王朝都有不想反叛的人。我的观察是,当前农村不稳定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还因为现代教育和媒体的作用。

    件确实有限。由于农民正在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内地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从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权利的认识正在提高。

    04

    贫困导致社会不稳定

    近年来,中国的社交媒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如果中国高级官员有事可做,互联网上的讨论会很激烈;但现在每个人对这些问题都很古怪。然而,一旦农村和基层地区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如山东婆婆的羞辱问题和四川中学生的自杀问题,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国家事件。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深层含义:底层有一些问题会导致全国的不满。这是为什么?

    现在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正在提高,但除了维持稳定的传统形式外,政府没有新的形式。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与普通人的动员能力之间的平衡。政府也非常疲倦地盯着24小时,这不会很有效。

    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导致不稳定,没有人怀疑大规模政府投资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基层治理层面看待贫困,就会发现矛盾:一旦政府减少投资,贫困就会重新出现。减轻贫困只是一种减轻影响,而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因此,我一直想把扶贫纳入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农村治理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我今天要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农村还有有效的统治吗?第二个问题,现在治理是由我们同意的农村治理的吗?第三个问题,农村治理应该如何进行?

    这三个问题很简单,但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而且我不善于回答。因为现在很多农村地区都有无政府状态,或政府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因此,一些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黑人和社会,甚至是黑人和白人。当然,“无政府状态”也是一种治理状态,只是这种治理状态不是我们所同意的。在一些地方,黑社会的治理也是治理,黑白勾结也是治理。

    中国“基础”的普及是一个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的现象,很多人都在讨论,即“欺凌战士”,如“地区霸权”,“学校暴君”,道暴“,”水暴“和”电子暴君“。 “房东”.这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些“霸权”也被普通人所憎恨。有些“霸权”是一个黑社会,但有些“霸权”与政府有关,即使在一些农村地区,黑人和白人也没有明确界定。所有这些“霸权”都是随意欺负人民,这是一个农村稳定的肿瘤。

    今天,由于这些“霸权”,扶贫或其他利益的经济利益,一旦在农村将被这些“霸权”所俘获,应该飞到农民身上的利益被这些人所俘获,而不能流向农民。由于这些“霸权”,我们的执政党很难像往常一样深入私营部门。

    05

    农村扶贫与反腐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农村做三件大事。首先是大力帮助穷人。这件事正在做。政府的投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投资,矛盾将变得越来越激烈。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全球化将继续影响农村地区。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的负面影响。

    第二是中国农村的反腐败。我认为今天拍摄“苍蝇”的效果会高于捕捉“老虎”的效果。 “大老虎”已经抓住了很多,并将继续把握它,但对人民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防老虎”反腐败对人民没有直接影响。我最近到各个地方观察,发现反腐败对人们起初非常有用,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些人开始问他们得到了什么。官方腐败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但反腐败也导致一些官员。无所作为,人们做事不方便。

    因此,人们也在问,反腐与我之间有什么关系?下面的“苍蝇”或“战斗”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执政党正在扮演“老虎”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对抗这些恶霸并在基层改变腐败。

    第三,更重要的是基层的变化,特别是改变资源单向流出农村的情况。政府应该对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进行改革,以允许各种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欧洲和美国都是如此。当城市化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即大约70%的水平时,社会中出现的现象是“富人的乡村,穷人的城市”。因为穷人需要城市,城市生活很方便。如果社会环境得到改善,道路得到修复,学校就业,服务业也可用,小城镇的生活将会非常好。

    如果中国现在不改变这种单向流动,依靠政府减贫,无论投入多少,效果都不会太好。因此,政府资本必须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当然,我们还必须防止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因为资本的本质是对农民的剥削,这要求我们通过各种制度来规范它。但我们应该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农村,并将其与政府资本相结合,以促进农村部门自身的发展。

    这种多方面的结合可以将中国农村的腐败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即使最终,我们现在也可以提倡“美丽的村庄”。中国拥有像欧洲这样的理想国家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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